数字经济，全球“出镜率”最高的热词之一。

　　一项来自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2021年时全球47个经济体(20个发达国家、27个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2.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已然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

　　全球高歌猛进，环境瞬息万变，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再发展?还有哪些痛点仍待破解?

　　5月22日，以“新机遇”“新作为”为主题词的2023数字经济(东湖)论坛在武汉东湖宾馆举办。现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等近20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经济与平台高质量发展、数字生态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之路等议题，从多个维度进行了探讨。

　　论坛现场

　　平台是“流动的实体”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主要形态，而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大核心。”一开场，在解读宏观经济时，杨伟民就提到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实际上是再次明确了平台经济和企业的重要性。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谢康对此深表认同。此前，他曾针对平台促进就业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根据不完全统计测算，2021年时，以微信等为代表的平台直接创造就业约9000万，间接创造就业约2.4亿，在助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稳定器作用。”

　　不仅如此，随着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展，以平台企业为核心的数字生态还催生了大量新职业、新岗位。去年6月，人社部在官网发布了18个新职业信息，其中数字化解决方案设计师、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9个新职业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

　　当前，就业问题问题备受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我国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到20.4%，创造自2018年公布此项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过去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未来仍然还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主要还是要通过‘放’的措施，使民营经济得到新发展。”会后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杨伟民表示，这两年民营经济包括平台经济出现了预期转弱、信心不足问题，部分由经济形势导致，比如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从2021年开始出现减速，从最高点的21%下降到10%左右，但还有一些是非经济因素，“我们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

　　采访中，他还特别强调，数字经济也属于实体经济，“有些人对‘数实融合’有一定误解，认为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但数字经济两大核心产业，一个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一个是软件服务业，因此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并不对立，实体经济实际上包括了数字经济。”

　　“平台是‘流动的实体’。”发言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也指出，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尤其是以视频号为代表的数字工具，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是独立经济实体，创造更多价值。

　　此外，从产业数字化转型维度进行观察，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也对“数字经济属于实体经济”这一理解表示认同，“平台企业以专业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为制造业提供生产性服务，他们是实体经济的新表现形式。”

　　在扩大就业、推动创新、引领发展等方面发挥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作用，进一步激活平台企业的创造性和使命感，这是与会专家的一致观点。

　　论坛现场

　　大模型可先应用再完善

　　平台经济之外，会场上还有一个词被频频提及——人工智能。

　　ChatGPT横空出世，被不少专家认为是人工智能及其产业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宣告了整个人类社会技术进步有可能进入快速增长期，甚至是指数发展期。

　　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为例，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或将带来革命性变化。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数据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肖仰华告诉潮新闻记者，这一方面，像浙江、广东、上海等先发区域已进行了不少探索，但此前采用的人工智能都是小模型，也就是说需要大量用户干预，需要用户输入行业知识、梳理业务逻辑、整理知识体系，换一个行业、换一家企业基本需要重新做一遍，是一种成本非常高昂的赋能方式，但通用大模型解决方案是先把行业数据尽可能多收集来，炼制成为行业大模型，再统一赋能这个行业，不同场景、不同任务、不同客户只需微调即可落地，可以说是从“传统手工作坊”模式转变到了“重工业”模式。

　　那么，技术飞快迭代、变革加速演进的今天，浙江可以做什么，如何抓住并用好新的机会?更进一步，过去5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9.5%提高到11.7%，未来5年还要再创超过1.6万亿元增加值，在新的竞争形势下，浙江如何完成目标，应在哪些领域着重布局?

　　“浙江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数据资源建设、数字生态建设方面基础很好，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先机，在条件相对成熟的领域，比如政务管理、公共管理方面优先开展基于大模型的数据价值变现探索。”采访中，肖仰华举了一个简单例子，政府内部有不少涉及政策、办事指南等的公文，但老百姓很难用适当搜索词检索到，若能引入ChatGPT之类的大模型，就可通过问答交互形式，为老百姓的政策咨询、办事指引提供精准、智能的服务，此外还能在各地政府的一网通办平台、政府热线等也可逐步接入人工智能，进一步提升老百姓办事体验感，并精简政府人力。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研究院徐翔认为，一方面政府的作用要回归本源，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做好对接和市场服务，维护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构建支持突破式、开放式创新的生态和文化，另一方面政府在一些民生服务方面可以做试点，引进AI技术，这样既能发动政府内部的数字需求，也能帮助企业在更激烈的数字经济环境中更好生存下来。

　　论坛上，多位专家认为当前中国虽然涌现了一批大模型，但也存在算力掣肘、同质化竞争、原始创新相对落后等短板，面向白热化的国际竞争，亟需进行统筹与协调，需要政府、行业协会、非盈利组织、高校等第三方推动数据、算力、模型研发等方面的联盟和协作，提升研发的效率，也避免资源和时间浪费。

　　当然，他们也表示眼下大家也不用过分焦虑，中国在数据采集、汇聚、流通、交易、共享等方面有较好基础，这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极为重要，此外中国有广阔市场，能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若能用成熟的应用生态带动大模型核心技术研发，或许会走出中国自己的大模型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