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不断渗透到实体经济当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与此同时，数字平台也正成为中国灵活就业的主要支撑，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平台经济作为就业“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也日益显现。积极支持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有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效能，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更有助于拓展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

　　2023年4月26日，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数字原野年度论坛暨首届数字原野奖颁奖典礼。本次论坛以“新起点·新动向·新未来”为主题，邀请了中国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名学者与数字原野研究计划青年学者，共同分享、探讨因数字而变的就业转型以及高质量、可持续就业的实现之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副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陈碧副教授五位嘉宾发表主旨演讲，从多角度探讨了数字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对就业发展产生的驱动作用。

　　专家们认为，数字技术正势不可挡地重塑中国产业形态与就业结构，使当前数字就业呈现产业化、服务化与生态化的特点和趋势，有利于推动就业向“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数字平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当前有必要深入洞察这一进程，及时调适相关政策，以进一步激发数字平台的向善力量，赋能可持续的就业未来。

　　作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数字经济

　　贾康教授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所起到的“新引擎”作用。从历史维度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为理解当下的数字经济提供了基本框架。从现实维度看，信息革命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重组了全球要素资源，还重塑了全球经济结构，更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数字技术用行动和现实证明了它强大的变革性力量。

　　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必须加入这场数字经济创新的大潮。贾康教授认为，数字经济在中国追赶时代、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引擎”作用集中表现在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促进新增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成为稳就业、惠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支持力量。

　　卓贤研究员指出，当前新岗位与新职业的生成与数字经济的产业化发展有关。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岗位接近2亿，占总就业人口的1/4，这个规模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总就业人口。不仅如此，中国数字就业的占比还在不断增大，数字职业的数量也在增多。人社部去年颁布的职业分类大典里显示，我国净增了158个新职业，其中有97个是数字职业。

　　孙萍副研究员通过对“电商培训师”等新型职业的研究，发现了数字经济产业化过程中诞生的数字职业所蕴含的自主性与潜能。她认为，数字化链接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就业和生产。在这个数实融合的过程里，有诸多类似“草根创客”的人抓住风口，顺势而为，在中国互联网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了自身发展。

　　除了就业的产业化趋势，数字经济还加速了传统服务业的转型，从而推动数字职业服务化的进程。一方面，数字技术帮助服务业实现产业组织创新，推动了其工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的数字化在创造更多新需求，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在陆铭教授看来，服务业就业岗位相对制造业而言，其可替代性与可编码性相对较低，因而今后社会的就业岗位将呈现出服务化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还在进一步勾勒出生态化数字就业的未来。数字平台以线上线下供需的精准匹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微信为例，微信平台上由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的微信生态，在2021年所衍生出的就业机会就超过了4600万。”卓贤研究员认为，数字化平台因其所蕴含的数据、技术和资源的聚合性形成范围经济的特征，可以同时提供多种服务，形成相互促发和共生的就业生态。

　　实现高质量就业，数字平台引领是关键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经济作为“新引擎”，不仅创造了众多就业岗位，也在赋能数字就业朝高质量、可持续转向，而数字经济下的可持续就业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贾康教授认为，当前需积极认识民营企业对缓解“就业之困”的重要作用，尤其数字平台民营企业所发挥的直接、间接和辐射作用，重视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

　　与此同时，还要正确认识“高质量就业”与“充分就业”的内在关联。高质量就业不仅仅是充分就业，而是对后者的发展乃至超越。定义高质量就业的主体是多样的，既有劳动者，即雇员劳方，又有市场主体，即资方雇主，还有政府管理部门。当有三个乃至多个主体从不同视角定义高质量就业时，数字经济应当在其中形成双方、多方尽可能满意的正面效应组合。其中，数字平台的引领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贾康教授指出，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认识数字平台与中小微企业通过形成供应链来实现共同发展的联动效应，重视平台经济在保障就业质量和可持续性方面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数字就业，在流动与变化中实现可持续

　　随着数字平台对新业态就业引领效应的提升，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依托于平台的灵活工作者，这改变了原有的职业划分标准，对灵活就业的社会认知亟需更新。同时，在城市“向心力”的作用下，外来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中，若不进行城市治理观念的革新，则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将难以留下来持续发展。

　　基于此，陆铭教授提出在当下社会经济条件中重构“可持续就业”意涵的必要性，一方面，外来流动从业人员存在不稳定性，被数字经济激发的就业积极性易消逝且不稳定，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作为一种自我保险机制，其是否长久有效取决于外部环境。

　　陆铭教授认为，灵活就业与不稳定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可持续就业也不应被视为稳定化的象征。“单独看一个岗位它似乎不够稳定，但是今天在灵活就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很多劳动者恰恰把灵活就业作为在不同职业之间进行风险规避的一种机制”。换言之，灵活就业现已成为化解其他职业不稳定性的避风港，对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走出困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卓贤研究员看来，灵活就业是数字经济赋能过渡就业者的一种重要形式。在2022年微信的生态就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数字就业是兼业或副业，或者是一些过渡性的就业，由平台提供的灵活性就业机会不仅缓解了这类群体的就业焦虑，也作为“就业蓄水池”和“就业加油站”增加了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的选择。

　　陆铭教授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和人口空间大变局中，就业的可持续发展必然伴随着人的流动和职业的变化。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需要转变“择一职，终一生”的传统观念，致力于打造自身可持续的工作技能和就业能力，同时积累尽可能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社交的经验，以适应职业服务化的大趋势。在公共政策配套方面，政府则可以考虑更多地购买企业的职业培训服务，通过补贴使零工作经验青年获取一定工作经验，同步加快户籍制度市民化改革，以增强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支持其留在城市，持续谋求职业发展。

　　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就业离不开个体、社会、政府和数字平台的协同。未来，平台应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为人群就业提供多样化的场景和机会，如提供职业早期支持计划以及新业态和新技术的指引，或者推出公益性基金以支持外来人口和高风险人群。同时，平台还应当积极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建构一个对数字时代新业态、新行业、新职业更包容的社会环境。